问题三：不少相声演员改弦易辙做脱口秀后“火”了，这种现象说明什么？

    其实，探究“火”背后的原因，比探讨“火”的现象更有意义和价值。“火”，既不能证明脱口秀成名易，亦不能由此便断言相声出名难。一种艺术形式或行当的兴衰，其中的原因极为复杂。所谓“天时，地利，人和”，主观、客观的条件缺一不可。曲艺不仅仅是一种源自民间的传统艺术形式，更是一种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，即，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“影响力”。电影演员张国立、刘威、梁天等，成名后始终将早年曲艺文化的滋养和培育挂在嘴边。我相信，他们这不是作秀而是发自心底的真诚话语。我在追踪那位将电视《拉呱》做得风生水起、家喻户晓主持人的时候，他矢口否认自己的成名得益于“改行”，而坚持说他的《拉呱》是对“另一种相声”的探索。由此，我便愿意接受某些学者所言“脱口秀是相声发展的生态变异”的说法。而从这样的视角看，我们所要研究的，除了“人的变化”，还应研究“形式的变化”、“观众审美心理的变化”，乃至“时代的变化”等多种“变化”。只有如此，才能发现与发掘出脱口秀“兴”、相声“衰”的理由与真相。“艺术发展史”告诉我们：浅薄、浮躁，缺少自信，缺少对“自我存在”本质、规律的深入和发现，凭借“撞大运”，完全有可能“红火”一时、一阵，但，它却休想走进历史，书写永恒。

    问题四：脱口秀受到普遍喜爱，尤其是被年轻人所青睐，它对相声的自我完善有哪些启迪与启示？

    首先是“思”的深入。记得曾在网上读过一篇来自香港的评论，它认为，周立波赢得观众共鸣，非但不是浅薄迎合，而是其思想的深入与深刻。该文举例说了周立波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，人们衣食住行方面的许多“独特发现”。其实，在“平常中发现不平常”原本是相声的重要功能。相声不仅仅是表现，同样是一种重要的社会、人生认识与发现。其次是“度”的平衡。这里所言的度，是指周立波等，在“批评”和“语言”方面，“火候”把握得较为准确，或者说“分寸”掌握得比较得当。而掌控这种“减一分长去一分短”的“恰到好处”之技巧，同样是相声家的应有素养。遗憾，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相声：它的“批评”，或隔靴搔痒或将被批评者羞辱于死地；它的语言，或抽象概念或庸俗不堪。第三是“通”的智慧。将腹中知识融会贯通本是相声家的硬功夫。但，今天的曲艺舞台，不缺少实口实词、死记硬背“喊相声”甚至“唱相声”的，而像马三立、侯宝林、苏文茂、高英培等那种台风极其松弛、甚至与“拉家常”无二的“说相声者”则稀有罕见。即兴表达的美感享受，我们反而可以通过一些优秀的“脱口秀”得到。无论是看周立波的《一周立波秀》、王自健的《今晚“80后”脱口秀》，还是看我们家乡电视频道的《拉呱》，它们的“垫话”常常让人叹为观止，它们的“现挂”往往令人惊喜不已。曾几何时，相声看家的“活路”与“能耐”，竟成了脱口秀的“杀手锏”。于是我才说，脱口秀成长于“即兴”，相声衰弱于“记性”。

    问题五：怎样的素养可以让脱口秀与相声一起走进历史，成为永恒？

    首先，重视积累。“艺无止境，学无止境”是艺术之真谛而非套话。相声大师侯宝林、马三立、马季等，本身学历不高，所采用的读书、学习方式也不同，但“学习力”却支撑他们走过完美一生。马季的生前好友、曲艺名家赵连甲曾多次提及马季的“习惯”：他随身不离小本本，随时记录着他独特的发现与感悟。周立波说他每天的彩排就是大量阅读，他订阅了许多报刊，十几年如一日，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、发现和思考。我曾提醒过一些从事“口才培训”的教师：口才只是载体——通过学习积累，化为己有的思想、知识、见解等，才是“口若悬河”的源泉。

    其次，善于变通。有人说，侯宝林、马三立的相声里，不少取材于西方幽默。比方，那位在侯宝林塑造的那位“将手电光视为柱子爬”的中国醉汉，原本就是一则外国笑话。由于我有辑录报刊各类精彩“说法”习惯，亦曾多次在《一周立波秀》中听到过“似曾相识”的话语。但，由于它们已经与其营造的现场语境有机融为一体，所以，并未影响到我对其“创作”的认同和欣赏。

    第三，顺应规律。每种艺术形式，都有其独立存在的理由。并非所有的“异质”和“他”，都是有益于“我”成长的“滋补”。由此，认识并顺应自身的本质、规律，从而保持清醒的文化自觉，便显得十分重要。具体说，尊重并研究脱口秀与相声的“同与不同”和“似与不似”，注重它们各自内在的艺术特征及其规律，了解其审美功能，是保障并促进它们共同长期、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原则。艺术理想的本质，就在于“使外在的现象符合心灵，成为心灵的表现”。而我们尊重与顺应脱口秀与相声的内在规律，就是让它们的成长与发展，成为一种由里及表的自然生态。（作者系山东省曲艺家协会主席）（完）